赖海榕:不耻下问的君王与知无不言的能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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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博报  作者:赖海榕


原标题:不耻下问的君王与知无不言的能臣

——《陆贽集》所映照出的君臣关系


因为对骈体文感兴趣,而文学史研究认为中唐的陆贽是用骈体写公文和政论文的第一人,所以找来《陆贽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王素点校)翻阅。研读之后,对其中多篇文章所反映出的唐德宗李适与宰相陆贽之间的密切互动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唐太宗李世民勤于向他的宰相魏征咨商政务,魏征每每大胆直言,甚至犯颜谏诤,而为李世民所包容接纳,成就了一段圣君贤相的佳话,乃至创造了唐初的开元盛世,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样良性的君臣关系在历史长河中凤毛麟角,李魏之外,似乎鲜有他人在平常讨论中被提及。因此李适与陆贽的密切互动对于笔者这种非历史专业的人士而言确实颇感意外。

《陆贽集》共有二十二卷(不计入一卷补遗和两卷附录),其中前十卷为制诰,是陆贽直接以李适的口吻拟制的文告,无法看出其中在思想上有多少成分来自李适或陆贽,更看不出两人的互动。第十一卷至第十六卷为奏章,第十七卷到第二十二卷为中书奏议,共六十一篇文章,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宫内等广泛的事务,其中多篇文章或者以李适就某事向陆贽咨询开篇,或者以陆贽所了解的李适的某种想法开篇,展开陆贽自己的议论,读者可以从中看出他们君臣之间的思想互动。


一、不耻下问的李适


皇帝李适几乎事无巨细,都向宰相陆贽咨询意见,颇有不耻下问的虚心。开篇明确载有李适征求陆贽意见圣旨的文章和涉及的事务至少有以下几篇:

(一)、用兵,如《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收河中后请罢兵状》;

(二)、用人,如《奉天论解萧复状》、《兴元论解姜公辅状》、《又答论姜公辅状》、《兴元论解萧复状》、《论替换李楚琳状》、《论齐映齐抗官状》、《谢密旨因论所宣事状》;

(三)、抚叛,如《兴元论续从贼中赴行在官等状》;

(四)、封赏,如《奉天论拟与翰林学士改转状》、《驾幸梁州论进献瓜果人拟官状》;

(五)、私事,如《兴元论赐浑瑊诏书为取散失内人等议状》。

从中我们可以推测,在那些陆贽起笔就直抒己见的文章里,有不少恐怕也是起因于李适征求他意见的,只是李适可能是口头的而不是以书面下旨的方式向他征求意见,从而没有文字记载而已。

从李适征求意见的圣旨看,李适常有诚恳的语气,有时甚至是谦逊的。例如,《奉天论解萧复状》开篇引用李适所下的圣旨,说李适打算派萧复前往江淮宣慰,召集群臣讨论,大家赞成此议,后来有几位朝官上奏认为应该把萧复留在京城任职,李适于是犹豫起来,他说“朕忽见此翻覆,非常怅恨,数日思量,不测其故”,然后问陆贽,“卿比来谙此人性行否?兼与朕子细思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又如,《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开篇引用李适下的圣旨,“缘两河寇贼未平殄,又淮西凶党攻逼襄城,卿识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陈利害封进者。”这些谘商的语气都是诚恳的,甚至含有谦逊的意味。

李适是皇帝,按照当时的制度安排,对臣下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应该是可以随意驱使陆贽的;但是他对陆贽却是十分亲切并充分信任,《谢密旨因论所宣事状》开篇引用的圣旨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李适对陆贽说,“每于延英对卿,缘有诸人,言不得尽。中间卿所奏去冬荐人,实缘对赵憬执论,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进来。”他向陆贽说明,议事堂里有很多人,有些话不好说,陆贽去年冬天推荐的人,因为别人有议论,所以当时没同意陆贽的提议,但并不是要否定陆贽的意思,如果有要事,可以上密书给他。李适如此详细说明原委,关照陆贽的情绪,并给予陆贽特殊的报告沟通渠道,几乎可以说是与陆贽推心置腹了。


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陆贽


宰相陆贽是如何对待皇帝李适对他的信任和咨询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陆贽是能臣,唐德宗李适统治的早期是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又一个动荡的时期,多处发生反叛中央的兵变,李适曾不得不逃离都城长安避乱,陆贽随侍左右,襄助政务,竭尽忠诚。在调兵遣将平定叛乱的过程中,陆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安抚了叛军中的广大胁从人员,使他们放下思想包袱,离开叛军队伍,归顺朝廷。他起草的《奉天改元大赦制》,被清代学者蔡九霞评为“使悍将判卒感泣,所谓一纸贤于十万师也”。

李适有谦虚好问的优点,但是也有生性多疑、好用兵的缺点。在平定李怀光叛乱,收复若干失地之后,李适有意继续进军,收复更多叛乱之地,但是还没有拿定主意,因此下旨征求陆贽的意见。陆贽上书《收河中后请罢兵状》,力陈继续用兵将对朝廷带来负担,对广大百姓造成祸害,对叛乱势力和曾经参加叛乱而后接受招降人员造成不得不拼死抵抗朝廷的心理状态,认为不应用兵,而应政治解决,李适接受了这个建议,果然“未几而淮西自平,果不逃公所料。谁谓服判不以理邪!”(蔡九霞批语)

《收河中后请罢兵状》是臣下陆贽对君上李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代表性的上书之一,李适咨询陆贽的意见有三种情形:一是李适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以完全开放的态度咨询陆贽的意见;二是李适已经有了一定的倾向性意见,希望陆贽给予肯定或补充;三是李适已经有明确意见,交由陆贽办理。陆贽对第一种情形的征求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容易理解;关键是第二和第三种情形还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就十分难得。历史上绝大多数臣下都是揣摩上意,顺着君上的意思呈报意见,即使心里面觉得君上的想法不正确,会带来灾难,也在嘴上不说,不敢说或不愿意说,知而不言。在君上已经表示了倾向甚至明确意见的时候,还逆着君上的意思,以事情本来的是非曲直而上呈意见的,是少之又少,陆贽正是这样的少数人之一。

李怀光叛乱后,李适逃到梁州避难,期间有百姓进献瓜果,李适很感动,想封其中一些人散试官,大约是没有实权而有荣誉的头衔。陆贽两次上书(《驾幸梁州论进献瓜果人拟官状》《又论进瓜果人拟官状》)表达自己的想法,认为不论是否有实权,官衔是国家名器,只能授予对国家有贡献的人。进献瓜果的百姓固然可爱,但是对于安邦定国并无功劳,不应得到封官,如果这些人得到官衔,将无法对前方流血牺牲的将士作出交待,因此,仅应以绸帛一类的物质回馈他们即可。

谏议大夫姜公辅多次犯颜直谏,李适很生气,对他已经忍无可忍,要降他的职。李适已经有明确想法,但仍下旨咨询陆贽的意见,陆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两次上书(《兴元论解姜公辅状》、《又答论姜公辅状》)表达不同的想法,分析利弊,认为应该让姜公辅继续履行谏议大夫的职责。

甚至李适很私人的事情,交给陆贽办理,陆贽也秉公安排先后顺序。李适在逃离都城期间,部分后妃失散,平乱后回到长安,李适思念她们,要陆贽安排地方军政人员寻找家眷。陆贽上书(《兴元论赐浑瑊诏书为取散失内人等议状》),认为此事应该往后摆一摆,应该先祭祀家庙、抚恤将士、宣慰百姓,然后再戮力寻找。

总之,陆贽是从有利于李适平天下、得人心,有利于百姓得安宁的大局出发,而不是从君上李适个人的喜好出发,更不是从陆贽本人的高官厚禄出发,对李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当然,陆贽陈述反对意见也很讲艺术,他在思想上是无私坚定的,但在组织语言表达时是谦虚谨慎的。《谢密旨因论所宣事状》的措辞很有代表性,在引用了李适的圣旨后,陆贽在进入正题前,先说了这样一段话:“猥蒙天慈,屡降深旨,慰眷稠叠,诲论周详,骨肉之恩,无以加此。士感知己,尚合捐躯;臣虽孱微,能不激励!至于弥纶庶绩,督课群官,始终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无奇崛之效,唯当输磬忠节,匡補圣猷……”极尽感恩戴德之情,表示鞠躬尽瘁是自己的本分,谦称自己才能平庸,但是愿意竭心尽力为李适效劳。类似的自谦、感戴、表态在他的上书中所在多有,这或许也是李适能够长期容纳陆贽坦率发表意见的一个原因。


三、善始却未善终的李适


可惜的是,李适早期与陆贽之间密切的、良性的互动最后没有持续下去。在各地叛乱平定,政局恢复安宁以后,李适晚期的心理状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的多疑和私欲逐渐膨胀而爆发,不可遏止,对陆贽的信任被侵蚀,乃至怀疑并贬谪了陆贽。

李适早期在一些阿谀奉承官员的怂恿下曾想在皇宫囤积财货供皇家私用,陆贽上书(《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陈述在叛乱四起、兵疲民困的时候,皇家应该率先垂范,过简朴的生活,告诫李适“财聚则人散”。李适也能听进这个意见,从善如流,废弃了这个想法。但是,到晚期,李适再也禁不住一部分官员的阿谀奉承,在安定的局面下,个人享受的思想完全占了上风,从起初暗中容忍到后来公开指示财政官员在皇宫为他设立私用的财货库,陆贽的劝诫已经不能起作用了。甚至还发生了李适劝陆贽不必拒绝下级官吏送礼的荒唐事情。

李适晚期很赏识裴延龄,启用他负责财经事务,裴延龄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给李适的宫里建私库,并不断充入各种财货,以供皇家私用;二是弄虚作假,把实际的亏损做成账面的盈余,巨大的盈余;这两项都让李适感到高兴。陆贽看了心急如焚,认为对江山社稷不利,两度上书李适(《论宣令除裴延龄度支使状》、《论裴延龄奸蠹书一首》),陈述裴延龄的各种严重问题,认为重用裴延龄将带来祸害。可是,李适已经听不进陆贽的意见了,不仅如此,李适还感到自己受到了陆贽的冒犯,在陆贽就裴延龄的问题第二次上书(《论裴延龄奸蠹书一首》)以后,李适索性罢免并放逐了陆贽。

李适在生命将尽之时,又逐渐看出了问题,开始思念陆贽,将死之际,召陆贽回都城准备重用,然而陆贽在流放地已健康受损,在回都的旅途中去世。

君上李适与臣下陆贽的互动,未摆脱“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老套。制度的缺失是决定性的,没有制度保障,这种互动是不可持续的。不过,从伦理的层面上看,早期李适和陆贽的互动值得肯定,是中国传统文明中仍然值得现代人深思和体悟的案例。